北京古都风貌保护问题提出于半世纪前。问题的提出基于以下事实：第一北京是座古城，而且是座古都；第二，长期以来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重心在北方，而北京又是重中之重，北京可以比较完整地代表华夏文化；第三，北京古都遗留的文化遗产属于世界共同财富，必须慎重对待，采取宁保勿毁的态度；第四，有些建筑遗存年代久远，再不“保护”，将毁于一旦。 从表面看，“保护说”言之成理。然而在“保护之理”的上方还有一个“发展之理”。而且“发展”与“保护”势必发生冲突，有关部门决定取舍时往往面临两难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只好取一舍一。从实际情况看似乎发展比保护更“硬”，求发展而舍保护自然也就成为没有商量余地的惟一选择。至今仍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无奈的必然选择，他们认为，城市首要功能是“居住”功能，其次才是“文化”功能。尽管也有些不同声音，终究压不住推土机的隆隆声。旧建筑一茬茬被推倒着，新建筑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。“拆”与“建”的双向运动形成了一个不可阻遏的强大惯性力。 不同观点的口舌之战丝毫未能影响古都新旧格局的大置换。不知不觉中，北京已经焕然一新，难觅旧貌了。除了故宫等少数建筑群落得以完整保留，大部分已被毁弃翻新（新建筑新风格）。 现在，继续讨论北京“发展乎？保护乎？”之类的问题，已经没有太多实际意义。应该做的是，摆脱建筑学、规划学的技术视角，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，总结一下“古人”为北京留下了哪些文化遗产，“现代人”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对北京做了些什么，“未来人”怎样接受我们留给他们的遗产。 把城市规划、发展、开发、保护放置到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完整时间轴上加以考察，才能得出理性与客观的结论。 从“现在时”上考察，城市建筑物不过是为治国者提供治国平台，为百姓提供栖居谋生之所，无所谓风貌，无所谓“文化”，更不存在今人“保护”古人建筑遗存问题。“现在时”建筑与“现在时”城市规划可以只考虑实用功能，不考虑文化功能问题。 然而从完整时间轴考察则情况迥异。建筑是一种抽象的意思表达符号。人类的抽象意思表达符号资源十分有限，只有音乐符号、数学符号与某些民族的文字（包括汉文）等少数文化因素可以作为抽象符号来使用，来完成民族基因信息的纵向传递。抽象符号的本质含义是永恒与存留，“传递”是达此目的的惟一手段，比如“人类”要想永恒与存留，只有传宗接代，不使中辍。 保护古都建筑遗存，困惑在于存留什么？是作为砖瓦灰沙等材质的建筑，抑或是作为“抽象符号”的建筑（风格、风貌、神韵）？是留存某建筑遗存的全体还是局部？ 在讨论保护北京古都风貌问题时，无论是主张发展的还是主张保护的，对“保护”的理解高度一致，都是将保护建筑遗存理解为保护该建筑的“全体”，即有形的“材质意义上的建筑遗存”。后来人们逐渐发现，这一思路在实际操作上是行不通的。破旧不堪的四合院不用推土机，人力就可以将其推倒。在现代化建筑物面前，“旧貌”自惭形秽，不从材质上进行更新，难以与现代化建筑颉颃。整体上看，在提出“保护”口号时，北京的大部分建筑物已经进入了衰老期。就古都北京的现状而言，保护“材质”几乎等于放弃保护，因为北京古都的遗存绝大部分是砖土结构，经受不住长年的风吹雨淋。许多建筑不拆自倒。保护行将就木的物质遗存谈何容易！——这便是问题症结所在。 在事实面前屡屡碰壁并未促发出新思路。 1964年《威尼斯宪章》发表之后，“材质保护”论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，更成为不可更移的定说。虽然在对待古都旧城问题上派别林立，然而在将“保护”定义为“保护材质”这一点上却高度一致，相反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到。 材质，乃北京古都保护问题之死穴。“保护材质”的理论又总是在强调“延年益寿”，不允许搞“假古董”，这就就麻烦了。砖土非石，寿能几何？“自然死亡”规律不可抵挡，修修补补何济于事。况且在许多场合，维修费用远远高于重建。在脱离实际的指导思想下，“保护古都”变为一纸空谈。 《威尼斯宪章》绝非无懈可击的权威纲领，绝非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金科玉律。从哲学上考察，可以说它漏洞百出，不足以让天下效法。即使是针对以石料为主要材质的威尼斯城来说，也不可能真正实现。不用多说，最多再过两千年，材质意义上的威尼斯城就会消于无形。怎么能够长存呢？严格地说，万事万物，凡有形者皆难以求得永恒，凡永恒者皆是无形之物。这是普遍规律，城市建筑（无论是石筑的还是铁打的）概莫能外。让材质意义上的城市永恒存在，属于痴心妄想。据有关专家估测，意大利的斗兽场至多还能存在五千年，就会被风化殆尽。而五千年对于“人类历史”不过是昙花一现，怎能算“永恒”呢？ 不如换一个思路，放弃对建筑“肉身”长生不老的幻想，改为追求建筑灵魂的永恒不朽，那倒是完全可能的。这一思路并非空穴来风，乃拟人化思考的产物。肉身之人，谁能永恒？然而伟人的精神确实可以长存人间，为人师表。建筑物为什么不能呢？将建筑物的建筑风格与建筑形式留存下来，代代相传，建筑就不会死，不会消亡。 “永恒”（生命不朽）的思想起自柏拉图，他在观察短暂的肉体生命时，从冥冥中感受到一种启示：人可以被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肉体的，昙花一现，而且死后腐臭；另一部分是无形的，可以独立于肉体，可以永远不死。柏拉图称之为灵魂。柏拉图还提出“精神家园”的概念。柏拉图的这一思想成为基督教的理论基础，一直影响着后人的精神生活。 如果把柏拉图的理念用到古都保护问题上来，对传统建筑物作拟人化思考，就可以得出结论：其实建筑与人一样，可以不死，可以代代相传，直至无穷。但不是用修补的方法让其保持“原貌”，而是更其材质，保其风格，换其衣裳，保其灵魂。这一思路的依据是，作为抽象符号的建筑，主要是通过风格、形式、神韵等因素体现，而这些因素与材质关系并不大。完全可以脱胎换骨而又不伤其精髓。相反，企图永久保存原物，让砖瓦灰沙永存不灭，近于痴梦。 传统建筑物的价值并不仅仅体现在材质上，更体现在建筑设计创意以及意思表达上。完整时间轴上的建筑或建筑群表征的是哲学、美学、人学、人类学、历史学、天文学、神学等方面的意志与思考。这种意志与思考可以通过新材质进行重塑，并保证不使失真。如果能让一种建筑风格长存（如欧洲的哥德式建筑），那种建筑就属于传统遗存，而不必计较其材质的年岁。 事实上，许多国家就是这样做的。东方，以日本为代表，就是通过材质的“以新换旧”让古建筑长存的。日本人不仅通过换材质求得其长存，而且这一思路也影响到他们对人的态度。日本人认为人死之后越是速朽，得到超度就越快。所以他们将棺木弄得很薄。对建筑物亦如此，他们不等旧建筑物老朽，就先行拆毁重建，让其获得新生。 日本的一些传统庭院建筑至今仍保留中国战国时代的风格。这是一种十分明智的做法。如果日本人也一味追求保护传统建筑的“原汁原味”，木质的传统建筑的寿命充其量只能存留一二百年，伊势神宫与浅草寺早就没有了。 传统的西方普遍以石料为建筑材料。石料抗腐蚀性较强，因而建筑寿命也相对较长。然而，他们对古建筑物也不是一味保持“原汁原味”，他们只对对个别文物级传统建筑采取“整体”保护，其余大多采用“换材质以求长存”的办法，而且颇有成效。这一情形在英国、德国、俄罗斯等国家都极为普遍。在这些国家随处可见材质新风格老的“传统新建筑物”。人们对这些建筑物的第一感并不是其材质之新旧，而是其风格与灵魂。见到这些建筑物，自然而然会联想其自己的民族属性。建筑的“抽象符号”作用纤毫毕现。 之所以北京古都保护问题陷入了“保护材质”（由于材质无法保护，最终以失败而告终）的误区，是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产生过类似柏拉图那样的思考，总是试图寻求“此生”（肉体）不朽。中国的道教与西方的基督教大不同。基督教信者认为活着的时候行善死后可以升天堂。道教信者认为经过“修炼”活着即可升天，完全把“肉体”与“灵魂”合一了。所以，中国人追求包括肉体在内的永恒存在。这一思想也充分体现在对待建筑的态度上。在中国，即使是最高贵的皇宫，也不会在其尚“健在”时拆除重建，只有不修缮不行了，才会把修缮问题提到日程上来。由于只重视“材质”而忽视建筑精髓，华夏早期的建筑风韵也就逐渐失传。所谓古都，充其量不过几百年历史。而有的国家，只有不到两千年历史，却有着千年以上的建筑遗存。 保护古都风貌，责无旁贷。民族精神需要通过建筑遗存加以张扬，因为作为抽象表意符号的建筑物是庞然大物，影响力最大，也最持久。它是民族的广告，显然放弃这一有效的凝聚手段得不偿失。一旦北京的空间被现代“火柴盒”布满，我们就会感到缺滋少味了——缺少民族自豪感。一个缺少民族自豪感的民族，即使得到“广厦千万间”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作者注：没有时间压缩文章，有些长，对读完这篇文章的网友道一声对不起！ |
